几十年来，中国农民在集体土地上建筑房屋，其产权的确属不再是根据法律意义上的产权证，而是仰赖熟人社会中某种“不证自明”的“产权自在人心”的道德法则。

　　在乡里乡亲的传统熟人社会中，无产权确认的农房，倒也不无安生，不至于被村集体或者蛮邻霸占或毁坏。然而，世易时移，随着新农村建设的纵深开展，农房长期没有产权证的情势，越发地经不起现实的考验。

　　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，中国各地正在兴起一场给农村房屋配发房产证的“试点”之潮。据报道，4月28日上午，安徽铜陵市首批56户农民领到了房地产权证，集体土地房屋在铜陵从此有了“合法身份”。此前，河南多地也已经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，赋予了农村居民拥有房产证的权利。一个月前，舞钢市尹集镇张庄社区首批21户居民在全省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，领到了房屋所有权证和集体土地使用证（详见A19版）。

　　从目前来看，尽管给农房颁发房产证的效果以及可能引发的问题，还有待于审慎观察和评价，但此政策本身的正面意义却是毫无疑问的。无论从法律平等还是从产权平等的角度说，农房都没有理由比城里的商品房“等而下之”。在共和国的天空下，建立在集体土地上的房屋与建立在国有土地上的房屋，在产权的意义上是比肩而立的，而长期以来对于前者的制度性歧视，实在构成了一种巨大的不公。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，也是公然违宪的。

　　对于许许多多的农民来讲，房子是其重要的资产，甚至可能是唯一值钱的资产。这也是一家老小借以遮风挡雨、安静栖身的凭借。无论怎样的特殊国情以及怎样特殊的土地制度，对于农村土地的确权以及建立于土地之上的附属物的确权，都是极其重要和必要的非同小可的公共事务。时代发展到今日，我们已很难想象，我们所住的房子竟是没有房产证的，就像是断梗飘萍一样的“浮动的房屋”。在法律意义上，这几乎就是在宣告，某种意外的力量随时都有可能接管你的房产。

　　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愿意给予安徽、河南等地的试点以激赏的原因。在高歌猛进的新农村建设中，农房的确权问题越来越显赫。只有对农房进行法律确权，让农民在法律意义上拥有对房子的所有权和支配权，在未来大刀阔斧的建设中，才不至于出现以建设之名剥夺农民房产的情形。否则，一旦规则模糊，群己权界不明，很可能出现大规模的“伤农”事件。

　　中央再三表示，要增加人民的财产性收入，农民自然也不能被排除在外。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的来源之一，就是其名下的房子。它可以被租借、流转，从而为农民创造财富。

　　当然，在此实有必要着重指出，给农房颁发房产证，决不能成为政府部门利益寻租的一条暗道。相关收费项目和标准，必须照顾到农村现实，不能让农民为了一纸房产证而砸锅卖铁。另外，推行此政策，宜慢不宜快，应该循序渐进、徐徐图之，不应疾风骤雨、一哄而起。在制度实行的土壤尚且脆弱，甚至连制度本身都还显得稚拙的情况下，鲁莽推进将后患无穷。